“我们这代建筑师是不幸运又是幸运的。”这是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执行总建筑师邵韦平对60后中国建筑设计师的评价。渐渐步入知天命之年的60后建筑设计师们，不少已经成为国内业内的重量级人物了，但所处的时代让他们注定成为内心充满纠结的一代。 

　　中国作为建筑设计师施展才华的巨大舞台，不仅让中国的，也让全世界的设计师瞩目，驻上海的德国建筑师马丁•哈格尔说：“中国是建筑师向往的地方，其规模令人难以置信。对设计师来说，建设一座新城市的机会不是常有的。”60后建筑设计师的幸运之处在于，抓住了历史的机遇，获得了空前的学习的机会。北京建院总设计师胡越二十四岁大学一毕业就获得了参与设计亚运会体育馆，与建筑大师马国馨院士学习的机会，三十岁出头就负责设计了位于北京长安街的金融大厦。当北京建院的刘晓钟总设计师告诉一位意大利同行每年经其手做的建筑面积过千万平方米的时候，对方连连惊讶地说：“不可能，不可能。” 

　　尽管一直有批评称中国已经成为外国设计师的试验场，但与世界顶级大师的合作的确带给中国建筑设计师前所未有的学习国际最新理念和技术的机遇，这甚至是那些出国深造的同行们所无法比拟的。首都机场T3航站楼使邵韦平团队获得了与荷兰的Naco、英国的Foster & Partner和Arup这样的机场建设方面的顶级公司合作的机会。从中所获得经验，对于他设计的正在施工的凤凰国际传媒中应该有重要的影响。凤凰国际传媒中心的许多设计和技术都与国际同步，其非线性全曲线的结构打破了传统的建造的模式，入选世界著名设计网站DESIGNBOOM2011年度世界十大文化建筑。 

　　然而，60后的中国建筑设计师又是“不幸运”的。因为他们不再拥有前辈们在建筑师人才稀缺，设计机构寥寥无几，建筑设计行业完全是卖方市场时代所拥有的一言九鼎的权威。从他们所接受的专业训练来说，尽管基础知识很扎实，但却“信息量不足。国外的建筑设计是什么样的？人家发展到什么程度了？还不太清楚”。当90年代中后期，外国设计公司大举进入国内建筑设计市场时，他们发现在与国外设计师的竞争中也处于被动地位——大部分重要的标志性项目的方案创作权落入了境外建筑师的手中。 

　　《当代中国建筑师》一书讲述了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的四位总建筑师——胡越、刘晓钟、邵韦平和朱小地的故事。 

　　北京建院是一家成立于1949年的大型国有建筑设计机构，北京的标志性建筑不少出自北京建院。国际上，建筑设计师被定位为自由职业者，建筑师以合伙人的形式组成的事务所是承担建筑设计的主体，像北京建院这样拥有1200余个职工的大型国有设计机构恐怕是中国所独有的。由于北京建院在设计界的地位，它也被成为建筑设计界的“黄埔军校”。书中的四位主人公基本上是大学一毕业就开始在北京建院工作，作家孙永安通过对他们的采访，反映了近三十年来，中国建筑师、北京建院和中国建筑设计业走过的历程。 

　　书中通过大量主人公第一人称的口吻，叙述60后中国建筑师们所共同面临的困境和问题，例如，在西方的设计体系中如何实现创新；在现代建筑中如何体现地方性元素；如何理解对古城的保护；如何在设计中体现环保的理念；如何看待传统的风水……书中设计师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披露了首都机场T3航站楼、奥体公园下沉公园、中国石油大厦、杭州奥体中心、凤凰国际传媒中心等标志性建筑设计过程中的不为人知细节。 

　　60后建筑师的纠结在于处在一个巨变的时代，他们需要学习西方的设计体系，需要在开放商和客户之间、政府与国外合作伙伴之间坚持与妥协，需要面对国外设计师的竞争……正因为处在种种矛盾与冲突之中，他们在实践之外，对于建筑的本质、方法论等都有独到的思索和见解。而理性层面的思索，让他们为自身设置了近乎苛求的标准。胡越说：“我现在没有觉得有哪个项目比较完美，甚至连满意的都没有。建完了我不愿意让人去看，怕别人笑话。” 

　　建筑设计不仅是技术问题，还涉及文化和思想层面，尽管从个人能力来说，中国设计师可以与国外同行相媲美，但从整体上在短时间内弥合国外内的差距绝非易事。然而，毕竟中国设计师已经站在比前辈们更为广阔的舞台上，具备更为多元化的视角和知识体系。世界上所有的建筑师都在往金字塔上爬，爬到顶尖上看见的是天，就可以自由发挥自己了，而下面的人往上看是别人的屁股，往下看是五千年的古老文化！底下的人所能做的就是看看存在什么问题，继续使劲往上爬，爬到顶上不就能看到天空了。 

　　《当代中国建筑师》配有上百幅图片，不仅包括四位设计师主要作品实景图、效果图，还有大量的细部的设计图，普通读者可以领略国内优秀建筑的风采，对于业内的读者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这本书的美中不足之处在于，画册的形式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作家对于内容深度的拓展。建筑设计作为一个专业性极强的领域，也对作家写作构成一定的障碍。此外，中英双语的形式，也是对作家凝练素材和文字，在有限的篇幅内展开叙述的严峻挑战。（乔天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