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78年起,翻译,家草婴先生用20年时间完成了托尔斯泰全部小说翻译计400万字。最近,面对刚刚出版的12卷彩色插图本《托尔斯泰小说全集》,他的夫人盛天民感慨地说:“今天,终于可以向巴老汇报了。”

　　“汇报”一说源于草婴与巴金因托尔斯泰结下的缘分。“文革”结束后,草婴放弃出任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的机会,甘当“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的三无人员,不计个人功利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从上世纪80年代起,草婴每次见到巴老,都向他报告翻译进展;每出版一本,都将书送给巴老,而巴金也时常关心草婴的翻译,给予鼓励。

　　这一缘分背后潜隐的精神线索更是耐人寻味。回望自己走过的文学翻译生涯,草婴的话语里出现最多的两个词就是“爱国”和“人道主义”。在两年前为纪念托尔斯泰逝世100周年特制的紫砂壶上,也有着他书写的“人道·博爱”的题词。他之所以选择翻译托尔斯泰,除了其作品的艺术魅力之外,特别重要的就是因为托尔斯泰宣扬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与作家冯骥才的一次谈话中,草婴说道:“在十年动乱的煎熬中,我深刻认识到缺乏人道主义的社会会变得多么可怕。没有经过人文主义时期的中国非常需要人道主义的启蒙和滋育。托尔斯泰作品的全部精髓就是人道主义!”毫无疑问,这个在当下看来太过抽象、空洞的字眼,融入了草婴最真切的生命体验,也是他长期思考得出的经验总结。在“文革”中受到迫害的草婴,并没有因为自身的遭际自怨自艾。他想的最多的,是如何对“人”尊重。

　　同样,巴金也是一生追随托尔斯泰,他的书房的写字台上挂着托尔斯泰像。他曾表示,托尔斯泰在路旁树枝上挂起了一盏灯,“给我照路,鼓励我向前走,一直走下去”。当看到有人以揭托尔斯泰的私生活为名,要“再认识托尔斯泰”时,巴金愤怒地写道:“我不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也不赞成他的无抵抗主义,更没有按照基督教的教义生活下去的打算。他是19世纪世界文学的高峰。他是19世纪全世界的良心。他与我有天渊之隔,然而我也在追求他后半生全力追求的目标:说真话,做到言行一致。我知道即使在今天这也还是一条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但路总是人走出来的,有人走了,就有了路。”

　　事实上,这也恰恰体现了草婴的翻译理念。在盛天民的印象中,草婴打过这样一个比方:翻译好比演绎乐曲,尽管不同的演奏面对的是同一乐谱。但成功的演奏都渗透了自己的思想感情,也体现了自己的理解。“很显然,译者不是‘传声筒’,也不是‘翻译机器’,只有放进自己的感情,才会形成自己的翻译风格。”也因为此,草婴反对为了翻译而翻译,而是极力主张为了思想而翻译。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副总编辑曹元勇看来,新一代译者与老一辈翻译家最大的差距,恰恰就在于此。“像草婴这样的大翻译家,某种意义上也是思想者。他们的翻译背后都有大的人文情怀,翻译在他们是一种精神支柱。而大多年轻的译者,随便拿到什么作品信手就译,全无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以此对照,草婴在呈现精湛的翻译技艺的同时,也提请我们思考翻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是非常值得当下翻译界直面和思考的问题。”